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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方史研究”的呼吁。这一见解对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十分有益。中国历史上各地区的发展状况，尤其在近代，是很不平衡的；我们需要就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自然的、行政的、民族的差别进行地区性的研究，才足以认识过去中国的全体而不致发生偏颇。研究地方史同样需要有广阔的历史视野才不致将地方史都写成全国政治史的地方版。《大门口的陌生人》研究广东。作者在广东的商馆、公行、总督之外，见到了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发现了“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对历史进行这样的深入发掘，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大门口的陌生人》全书分四篇。第一篇研究鸦片战争期间官府、绅士、团练对英国侵略者的态度和当时中国人的排外情绪，认为三元里抗英事件并非农民的自发行动而是官府倡办团练和绅士领导的结果。第二篇研究《南京条约》以后广州城乡人民长期的反入城斗争，包括中、英官府对问题的对策、团练运动的起伏、商人抵制的经济背景和1849年反入城斗争胜利的社会政治后果。作者认为城市团练的出现和商人参加反入城斗争是英国的经济萧条波及广州的结果；官方利用团练取得反入城斗争的胜利，削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助长了农村的动乱。第三篇研究1850—1856年间的“地方主义”，即宗族、秘密社会势力的增长和红巾军（天地会）造反以及广东的形势同太平天国起义的关系。作者认为，外国入侵促使官府倡办团练，团练的兴起有利于地方绅士力量的扩张，同时又削弱宗族的血缘联合，增强穷苦农民之间的联系。太平天国的进展和天地会起义的失败，都进一步地发展了地方主义，最终促使清王朝垮台。作者在第四篇中又强调指出，即使朝廷下令要求采取集体行动以驱赶占领广州的外国人，“也不能消释二十年积累起来的地方主义”。这一篇以“合作主义的政治”为题，探讨了广州被占期间的社会动态，认为这时绅士已把联军视为真正的对手，三角洲地区的农民也接受他们作为实际的统治者；并认为当时广东的现状是欧洲帝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时将在全中国发生的情况的缩影。
《大门口的陌生人》全书四篇十九章所涉及的问题和提出的看法丰富而又多头绪，作系统的简单概括是困难的。读者读了全书一定会发现不少精到的见解，足以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全书广泛利用了英国的外交档案和有关的西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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