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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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堡和半职业性的战士。[16]例如，黄埔周围的两个族，在1835年和1836年一直互相仇视，用血写复仇檄文，毁坏对方的坟墓，并且如同18世纪时曾描述的那样雇用“敢死队”或者“顶凶者”[17]。大多数这样的争斗都起因于水利或土地。各族宁愿兵戎相见，而不愿到地方官的大堂上去申诉，因为在那里，他们会遭到勒索，或是接受不可捉摸的审理。交战双方在事先很了解他的宗族在军事上会有什么损失，这是一场经过计算的冒险。不幸的是，暴乱的地区趋于扩大。雇佣兵出现了。有的宗族联合其他无亲属关系但同姓的族来扩大他们的同盟网。[18]甚至团练也成了扩张的工具。“为了共同防卫之目的，同族人集中起来结成保甲，而保甲则招募地方团练，巡逻放哨。所有这些事务，都是在祠堂里分派的，所以祠堂必须变成军事指挥部和团练集合的地方”[19]。广东的宗族与团练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已合为一体，一个单一族的村的团练，不多不少就是一个宗族组织。团练的首领就是宗族的首领。伤者或死者被赏以祠田，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得到列入宗祠的荣耀。

“祖先堂”这个词，在广东就是指祠堂。由于十分强调风水，吉祥的地段是人们最希望的，所以很难得到，只有富裕的血缘组织才有能力获得这样的圣地。[20]“祠”同血缘分裂和宗族形成的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后代子孙在室内神龛里保存的祖先牌位，四代以上的就得移走，“比大家庭更远的宗支就不能从中找到共同的祖先”[21]。但可代以另一种牌位，把它放置于特别的祖先堂即祠堂中，而不是放在家中。这种方式会导致形成一种更广泛的社会集团：比一般大家庭高一级的中间血缘体。[22]围绕一个祠堂所形成的血族以及其他中间血缘体的并入，需要更多的经济来源，于是一个宗族出现了，并且整齐而有系统地成长起来。这样，在只有一个或两个姓的某一乡村地区，可能有一个超过1000人的族，但却有20或更多的祠堂，其中一个主要宗族的祠堂称为大宗祠。[23]

宗祠与宗族土地一样，既团聚血缘体又分割血缘体。[24]因为，当有钱的家庭建立起自己的祠堂并维持着大家庭时，贫穷的同血族的家庭，没有祠堂，仍是分散的，单独的。简而言之，祠堂联合了扩展中的、活动的血缘体，使之与那些较弱小的家庭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