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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来了，他戴一顶教士的四角帽，身上是神父在修道院中日常穿的衣衫。他直接向我走来，长袍窸窣作响，用十分纯粹的法语向我问道：
“您是想会见佩切林的？”
我回答是的。
“非常欢迎您的来访，”他说，一边伸出了手，“别客气，请坐。”
“对不起，”我说，由于没认出他，有些不好意思；我从未想到，我见到的人会是这么一身打扮，“您的衣服……”
他露出微笑，立即继续道：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朋友和大学的任何消息了。您大概认识列德金和克留科夫吧。”
我端详着他。他的脸显得苍老，比他的年纪更老，看来这些皱纹包含着不少沧桑，那一切严峻的日子，尽管事情都过去了，仍在他的面貌上留下了阴森的痕迹。教士的平静生活是不自然的，尤其是修士们，他们仿佛在自己的心灵和理性周围涂了一层升汞，要把它们埋葬在里面，以致言语和行动都显得死水一般沉寂。天主教神父往往像寡妇，总是穿着丧服，总是孤单单的，也总是相信根本没有的东西，用脱离现实的幻想来扼杀现实的情欲。
我给他谈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谈了我目睹的克留科夫的死，他的葬仪，他的学生们怎样抬着他的棺材走过全城，送往墓地，然后又谈了格拉诺夫斯基的成功，他的公开讲学；我们两人不禁都沉浸在思索中。在四角帽下的脑袋中会出现什么，我不知道，但佩切林这时仿佛觉得这顶帽子太重了，把它从头顶摘下，放到了桌上。谈话难以继续了。
“<b>让我们到花园走走吧，</b>”佩切林说，“<b>天气这么好，这在伦敦是少</b><b>有的。</b>”
“<b>好极了</b>6。但是请您说说，我们为什么要讲法语？”
“那倒是的！我们还是讲俄语吧；我想，我几乎已不习惯讲它了。”
我们走进了花园。谈话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和莫斯科。
“啊，”佩切林说，“我离开俄国那会儿，那是怎么一个时代啊，想起来简直不能不叫人发抖！”
“请您想想，现在它变得怎样了；1848年以后，我们的扫罗7完全发疯了。”我给他讲了几件最骇人听闻的事实。
“灾难深重的国家，尤其是获得了教育的不幸果实的少数人太可怜了。然而人民却多么善良；在爱尔兰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我们的农民，他们非常相像，凯尔特族的庄稼汉也与我们的人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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