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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说明皇权和文官集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皇帝又想要强行推动自己想干的事情。
在官僚体系和文官集团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官僚体系在用拒绝执行的方式对抗皇权。
不票拟就是官僚体系首领向外发出的信号,意思相当于对着所有得官员们喊话:
“大家都不准按照皇帝说的办,谁去给皇帝办事,以后有你好果子吃!”
下级官员们不执行的原因,其实是担心以后会被官僚体系排挤,而不是说圣旨不合法。
如果皇帝有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下属,如果皇帝掌控者能够独立贯彻自己意志的执行力量,根本就不会在意圣旨有没有票拟。
世祖皇帝掌权的过程,就是重新建立自己班底的过程,也直接打碎了所谓的票拟惯例。
作为皇帝的朱简炎,以及当过皇帝的朱仲梁,都比臣子们对相权更加的敏感。
所以意识到这个问题自后,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设立中央朝廷分管九卿的同时,必须调整和明确九卿们的决策范围。
九卿仍然只能是某一个范围的决策者,并且不是最终决策者。
宗伯相当于仁武朝之前的礼部尚书,只管文化、礼仪、教育,冢宰相当于以前的吏部尚书,只管官僚体系建设,司马相当于以前的兵部尚书,只管军事预算,军事建设放在都督府。
司徒管财政和税收,司空管工业和建设,司寇主管法治建设等等。
最终大体上还是按照朱仲梁的思路,基本上按照传统的九卿的职责去做了分配。
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做了调整,例如把民政从管财政的司徒身上了下来,分给太保管。
与此同时,九卿也不能是大域的真正主官,不能具有分管的大域内的“通用决策权”。
在仁武朝之前,朱元璋之后,虽然完全拿到了中央衙署的通用决策权,但是地方上的决策权还是经常会在主管官员手中统一。
巡抚和总督都是某种形式上的地方通用决策者。
是到了仁武朝自后,再次将地方的决策权也全部分开了,原本已经基本固定化的巡抚和总督,再次逐步回到了特事特派,事毕撤销的最初模式。
还在府县两级都设立了独立的司法和监督机构,不再是知府和知县独尊了。
现在也当然不可能把一个大域的通用决策权交给分管九卿。
朱简炎和朱仲梁甚至不准备给分管九卿任何大域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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