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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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我离开后的莫斯科</h3>

我在弗拉基米尔的平静生活，不久就被莫斯科来的消息打乱了。它们现在从各个方面向我冲击，把我弄得忧心忡忡。为了说明这一切，必须追溯到1834年。

1834年我被捕后第二天是公爵夫人的命名日，因此纳塔利娅与我在墓园道别时，对我说：“明天见。”她等着我；到了几位亲戚，突然我的堂弟来了，把我被捕的详情全部告诉了大家。这消息完全出乎意料，使她吃了一惊，她站起身，想躲进另一间屋子，但走了两步，便晕倒在地上。公爵夫人一切都看到了，一切都明白了；她决心用所有的办法阻止这刚露头的爱情。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即我毕业之后，她待我非常好。但是我的被捕，关于我们的自由思想方式，关于我背叛正教教会，参加圣西门“教派”的种种传闻，激怒了她；从那时起，她总称我为“国事犯”或“伊万弟弟的不肖儿子”。多亏参政官的威望，她才允许纳塔利娅前往克鲁季茨兵营与我道别。

幸好我已流放外地，公爵夫人面前有的是时间。“这个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在哪里啊！他到了那里，自己不送掉性命，也准会给人害死，不过主要是他在那里会忘记她。”

但公爵夫人没有如愿以偿，我的记性很好。她与我的通信瞒了公爵夫人好久，最后暴露了，她严禁仆人和使女送信给年轻的姑娘，也不准替她寄信。过了两年，大家开始谈我回去的事了。“看来不定哪一天早上，弟弟的不肖儿子会打开门闯进屋子，不能再思前想后，迟疑不决，得赶快让她出嫁，从那个不信上帝、没有规矩的国事犯手里挽救她。”

从前公爵夫人谈到穷孤儿就唉声叹气，说她几乎一无所有，不能老是挑挑拣拣，但愿在自己有生之年能给她<em>好歹</em>找个归宿。确实，她和她那些女寄生虫，曾替一个没有陪嫁的远亲<em>好歹</em>找过一门亲事，嫁给一个书吏。温柔善良的姑娘很有修养，为了安慰母亲，出嫁了。过了两年她死了，但书吏仍活着，出于感激，继续为公爵夫人奔走办事。现在恰恰相反，孤儿根本不是穷新娘了，公爵夫人答应把她当亲生女儿出嫁，单单现钱就有十万卢布陪嫁，此外还打算留给她一份遗产。具备了这些条件，岂但在莫斯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物色到未婚夫，何况还有公爵的头衔，以及女伴和云游四方的老虔婆们的帮忙呢。

公爵夫人关怀备至的情义，通过流言蜚语和窃窃私议，通过使女们，